9. **社会风气**：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10. **隐逸文化**：许多文人由于对政治失望，选择隐居山林，追求一种隐逸的生活方式，如陶渊明的田园诗所描绘的那样。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的日常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既有战乱和困苦，也有文化和艺术的繁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体验。
两晋时期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多样化和地域性的特点，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动荡和民族大融合的影响。以下是两晋时期饮食文化的一些独特之处：
1. **主食的丰富**：两晋时期的主食以麦类和稻米为主，其中麦类被广泛用来制作各种饼食，如汤饼、胡饼等，这些面食在南北都很流行。
2. **副食的多样性**：当时的副食包括了丰富的蔬菜和肉类。蔬菜如茄子、韭菜、芹菜、萝卜、芋头、黄瓜、蘑菇、竹笋等，常常被腌制保存。肉类食品中，北方游牧民族带来了食肉饮酪的习俗，影响了中原的饮食文化。
3. **烹饪技术的提高**：烹饪技术有显着的进步，出现了多种烹饪方法，如炙、煎、炸、烩、蒸、煮、炖等。
4. **胡汉饮食文化的融合**：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带来了新的饮食元素，如胡羹、胡饭等，与汉族饮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饮食文化。
5. **酒和茶的流行**：酒在这一时期非常流行，出现了多种酒类，如秦州春酒、夏鸡鸣酒、糯米酒等。茶文化开始在南方兴起，并逐渐向北方传播。
6. **饮食书籍的出现**：出现了一些饮食方面的书籍，如《食疏》《崔氏食经》等，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饮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
7. **美食家的出现**：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着名的美食家，他们对食物的品鉴和烹饪有独到的见解和技艺，如苻朗、荀埙等人。
8. **饮食风尚的奢侈**：在封建贵族阶级中，饮食风尚趋向奢侈，出现了一些过度追求美食的现象，如暴食、偏食等。
两晋时期的饮食文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展现了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成果，对后世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晋时期的美食家，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有几位特别着名：
1. **荀埙**：西晋大臣、着作家，他连拜中书监、侍中、尚书令，受到晋武帝的宠信。荀埙善于辨识食物的细微差别，有一次他陪晋武帝吃饭时，能够准确判断出饭是劳薪所炊成，展现了他精于品味的能力。
2. **苻朗**：前秦苻坚的侄子，字元达，被苻坚称之为千里驹。苻朗对食物的辨识能力非常强，他甚至能说出所吃的肉是长在牲体的哪一个部位。有一次他吃鹅，能够准确判断出哪一块肉上长的是白毛，哪一块肉上长的是黑毛，显示了他非凡的美食鉴赏力。
3. **顾恺之**：东晋时期的着名画家，世称其才、画、痴为“三绝”。他吃甘蔗的方式与众不同，从不大甜的梢头吃起，渐至根部，越吃越甜，并称之为“渐入佳境”，体现了他对食物味道层次的深刻理解。
4. **张翰**：西晋文学家，因怀念吴中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弃官回乡，他的这一行为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对美食向往的象征。
这些美食家的事迹不仅体现了他们对食物的精妙鉴赏，也反映了两晋时期文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美食文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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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时期的农业发展具有显着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对后世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农业政策**：西晋初期政府极力发展农业，废除了屯田制，将田客转为国家编户，并颁布了占田、课田及户调办法来调整土地制度，减轻租赋，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
2. **水利建设**：两晋时期重视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以达到增产要求。北方的水利建设如曹魏时期对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开发，南方则以东晋及南朝为代表，特别是宋朝时期兴修水利的热潮，对江南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3. **农业生产技术**：《齐民要术》一书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田间管理经验，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有重要贡献。
4. **土地制度**：北魏时期推行均田制及立三长之制，改进生产关系，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些制度被北齐、北周继承并有所调整。
5. **农作物种植**：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旱地则提倡种植麦子及其他旱地作物，耕种技术与《齐民要术》所载相似。
6. **农具改进**：北方农具种类增多，新增了铁齿漏楱、耢、挞、陆轴、木斫、耧、窍瓠、锋、铁齿耙、鲁斫、手拌斫、批契等，其中窍瓠是新的播种农具。
7. **农作制发展**：广泛采用禾谷类和豆科轮作，并在轮作中加入绿肥作物，形成用地养地结合的轮作体系。
8. **园艺、畜牧兽医和桑蚕的发展**：园艺作物种类增加，果树方面南方果树种类有了很大的发展，蚕桑丝织业在河北地区也有所发展。
9. **农业地区布局变化**：北方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经由破坏到复苏，而南方则因为相对安定的局面和北方动乱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为日后经济重心的南移创造了条件。
两晋时期的农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隋唐时期农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和立三长之制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农业生产。
**均田制**的实施大约始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其主要内容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国家控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均田制规定，成年男性可分得露田四十亩，女性二十亩，奴婢和丁牛（四头为限）也可获得土地。这些土地中，露田需要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还国家，而桑田则作为世业，可由农民长期保有。均田制的推行有助于开垦荒地，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来源，同时也限制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
**立三长之制**则在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开始实施，其目的是取代原有的宗主督护制，通过设置邻长、里长和党长来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具体来说，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的主要职责包括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征发兵役和徭役。这一制度有助于中央政府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加国家税收，并减少豪强地主对人口和税收的影响。
均田制和立三长之制相辅相成，均田制提供了土地资源，而三长制则为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这两项制度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北魏时期的农业生产，还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后续的北齐、隋、唐等时期的土地制度和地方组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除了均田制和立三长之制外，还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 **官吏俸禄制**：为了澄清吏治并巩固统治，孝文帝实施了官吏俸禄制，规定官员按季领取俸禄，并严禁贪污。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
2. **租调制**：与均田制相适应，孝文帝推行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对夫妇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租调，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增加了国家收入。
3. **迁都洛阳**：为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将国都从平城迁至洛阳，加速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4. **改革官制**：孝文帝对官制进行了改革，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鲜卑贵族定为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5. **汉化政策**：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包括易服装、说汉话、改汉姓、通婚姻、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等，促进了民族融合。
6. **尊崇孔子**：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修建孔庙祭孔，给予孔子后裔土地与银钱，以示尊崇。
7. **整顿吏治**：孝文帝对官员的选拔和考核进行了整顿，严格了任职的履历和门第要求，年度考核优秀者越阶进品，下等者则贬官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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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军事改革**：孝文帝建立了新的军事组织，将军队与农民结合起来，实行兵农合一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农业生产效率。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北魏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为后来的隋唐统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两晋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官府手工业**：官府手工业是两晋时期手工业的主要部分，生产规模大，产品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官府手工业主要由无偿劳动的工匠、官奴婢、徒隶和战俘构成，尤其是女工。官府手工业分中央及地方两级，各设有专职机构主管。官府手工业的重点包括冶铁、丝织、制盐、造船和酿酒等。
2. **冶铁业**：冶铁是两晋时期官府手工业的重点，主要生产兵器以及民用的农具和日用铁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有“东冶”、“西冶”，规模大，技术水平高。
3. **丝织业**：丝织业是官府手工业的另一项主要部门，北朝官府丝织业在京城设置大型作坊，并在产丝地或丝织业发达地区设作坊生产丝织品。南朝丝织业虽不及北方发达，但也有官府丝织作坊。
4. **制盐业**：制盐业为官府所控制，产品成为政府专卖品。
5. **造船业**：造船业是南朝的重要官府手工业之一，官府造船业规模宏大，技术先进，能建造大型船只和战舰。
6. **酿酒业**：官府设有酿酒作坊，酒曾列入政府专卖商品。
7. **民间手工业**：由于市场经济萎缩，民间手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各业多呈停滞不前状态，唯丝织业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北方丝织业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传统得以保持，北魏统一北方后，采取积极扶持丝织业的政策。
8. **其他手工业**：包括服饰、制车、食品加工等，虽有私营作坊，但规模有限，对市场经济影响不大。
两晋时期的手工业发展总体上是缓慢的，并且发展不平衡。官府手工业由于战争需要大量武器而发展较快，而民间手工业则因战争影响和手工业政策的制约而发展缓慢。
两晋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和特点如下：
1. **发展缓慢**：由于长时间的战争和市场凋零，商品流通受阻，民间手工业生产随战局及市场的变化而变化，发展缓慢，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状态。
2. **丝织业相对发展**：尽管民间手工业整体发展缓慢，但丝织业却仍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北方原本丝织业发达的地区，生产技术传统得以保持。
3. **酿酒业**：在北魏时期，民间酿酒业也较为兴盛，如洛阳大市之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以酿酒为业，表明当时洛阳民间酿酒业之盛。
4. **自给自足**：民间手工业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由于市场经济萎缩，民间手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各业多呈停滞不前现象。
5. **私营作坊**：尽管存在私营作坊，但规模有限，对市场经济影响不大，与官府手工业相比，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较为有限。
6. **技术传承**：在一些技术领域，如丝织和酿酒，传统技术和工艺得以传承和发展，即使在战乱的背景下也保持了一定的活力。
7. **政策影响**：北魏统一北方后，对丝织业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为恢复和发展丝织业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战乱和市场经济萎缩的严重影响，但某些行业如丝织和酿酒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两晋时期的商业发展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和趋势：
1. **商业活动范围的紧缩**：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扩大，官府所需商品多能自给自足，导致民间工匠需为官府作坊服役，影响了社会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范围。
2. **畸形发展的商业**：西晋时期，商业活动主要迎合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
3. **南北商业发展的不平衡**：南方由于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水运便利，商业活动比北方更为繁荣。南方的商业中心如建康（今南京）、江陵（今荆州）等城市商业活动兴盛，而北方则因战乱频繁，商业发展较为迟缓。
4. **草市的兴起**：南朝时期，城市郊区出现了非正规的集市场所，称为“草市”，反映了城乡商业交往的频繁和商品经济的渗透。
5. **对外贸易的发展**：东晋南朝时期，海上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广州、交州（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与大秦（罗马帝国）、波斯、印度等国家有贸易往来。
6. **货币制度的紊乱**：两晋时期，货币制度混乱，影响了商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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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业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北魏孝文帝时期，商业与政治联系紧密，商业活动受政治影响较大。
8. **商业税收成为政府收入来源**：东晋南朝时期，商业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些特点反映了两晋时期商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南北之间商业活动的不平衡性。
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显着影响：
1. **通货紧缩**：两晋时期，政府长期不铸造新货币，导致货币流通量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这种紧缩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商品价格上升，商业交易变得困难。
2. **货币质量下降**：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政策，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质量参差不齐，私铸货币盛行，导致货币贬值，进一步加剧了商业交易的不稳定。
3. **以物易物**：由于货币制度的不稳定，许多交易不得不回归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这无疑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和成本，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4. **商业活动受限**：货币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了商业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商人和消费者在面对不稳定的货币价值时，往往会减少交易，导致商业活动萎缩。
5. **社会经济结构影响**：货币制度的紊乱不仅影响了商业，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于货币价值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倾向于囤积物资而非进行投资或消费，这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6. **地区间经济差异**：由于不同地区货币流通状况的差异，导致了地区间经济交流的障碍，影响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加剧了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
7. **社会阶层矛盾**：货币制度的不稳定还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由于货币贬值，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普通百姓的生活则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动荡。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波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注：摘自百度百科：
晋朝（266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两晋共传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
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开始掌握魏国政权 [7]。265年十二月 [88]（266年2月）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即西晋。280年，西晋灭东吴，完成统一。西晋经历八王之乱后，元气大伤，加速了崩溃。 [86]313年，晋愍帝迁都长安，316年，西晋被匈奴人灭亡。而内迁少数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大量百姓与世族南渡。317年，皇族司马睿和过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 [87]北方是由五胡建立的十六国。东晋曾多次北伐中原。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东晋以少胜多，得到暂时巩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 [1-2]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占有蜀汉、孙吴疆域。东晋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北界主要在秦岭淮河一线。两晋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 [3]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4]晋朝时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相比较三国时期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晋朝时期北方南迁的大量汉人将生产力与先进技术带入江南，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地区。晋朝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有新的发展。两晋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地位被打破，文化及科技出现革新。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边疆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晋朝的中华文化逐渐展开文化交流，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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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曹魏、蜀汉、孙吴争夺天下，形成三国相争的局面。公元249年曹魏太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朝政，从此曹魏大权逐渐落于司马氏之手。公元263年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发动三路大军灭蜀，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即晋武帝迫使曹魏禅让称帝，定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司马炎于公元279年发动晋灭吴之战，至此西晋完成了华夏一统。西晋末年流民起义是晋元康六年(296年)至建兴三年(315年)，各族流民反抗西晋王朝的起义战争。流民起义爆发的社会根源是代表世族地主利益的政权，豪强大族在前此镇压黄巾起义的血泊中和由于他们彼此的撕杀火并,加强了权势;而广大农民则多沦为隶属于他们的“客”和“部曲”;或者被强制地束缚在国家的土地上。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流民起义中，各地流民起义虽然没有走上联合的道路，但各支起义队伍顽强奋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晋的腐朽统治，加速了其灭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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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峻、祖约之乱
苏峻、祖约之乱，又称苏峻之乱，是东晋成帝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叛乱，爆发于咸和二年（327年），由历阳内史苏峻发起，联结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于次年攻破建康执掌朝政，庾亮则与江州刺史温峤推举征西大将军陶侃为盟主，建立讨伐军反抗苏峻，同时三吴地区亦有义兵起兵。乱事于咸和四年（329年）随苏峻于前一年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而结束。苏峻、祖约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各自所统流民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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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叛，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结束于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发动，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患病，面对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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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的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导主内，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主外，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 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成帝都要起立相迎。“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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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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