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卿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在人前人后低调至极。他整天过着提心调胆的日子，恍恍乎乎，度日如年。说不定哪一天，哪一个角落，就会有中共特科红队锄奸队员的手枪指着他的脑袋，无情的子弹打得他脑浆飞溅，让他横死街头。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多月，中共特科红队的锄奸队员没有找上门来，让梅卿的心里平静了许多。直到4月18日，他的心再一次被悬挂到半空中。
这天早晨，梅卿依旧与自已的手下、同为中共叛徒的原武汉纱厂工人王竹樵，在粤汉码头闲逛，跟监督他们的国民党武汉警察局稽查队员一样胡混日子。
客轮到港，码头依旧。
王竹樵盯着人流，突然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拉了拉梅卿的衣袖，示意梅卿关注从轮船上下来的客流。梅卿不经意地朝上岸的客人望去，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汉子。那汉子身材不高，身穿黑色风衣，头戴黑色礼帽，手拿一根拐杖，提着一个藤条行李箱，形似弱不禁风之人，双目却炯炯有神。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梅卿苦思冥想，终于想起一个人来：顾方城。
顾方城何许人也？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为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顾方城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委以重任。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在罢工运动中表现活跃，且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1926年，顾方城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方城在苏俄受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凭其天赋和聪明机警，学到一身过硬的本领。他擅长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研究等等，样样精通。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他是全能特务，称得上是特务大师。在当时的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1927年，顾方城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协助共党要人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即行动科的负责人。第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锄奸、镇压叛徒和特务。顾方城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并亲自枪杀了大叛徒白鑫，使国民党特务闻风丧胆。顾方城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难道顾方城此次前来武汉，是亲自率领他的红队队员来执行锄奸任务，诛杀自已这个中共大叛徒的吗？梅卿不敢再往下想。若是与顾方城交手，自已一定会死得很难看。如果叫上七八个稽查处的弟兄去抓顾方城呢？恐怕也不能抓住他，反而暴露了自已的行踪。如果一旦被顾方城盯上，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梅卿拉低帽沿，躲在一个煎饼摊的后面，大气也不敢出。当顾方城从他和王竹樵的身边经过，他的心脏几乎要跳将出来。好在顾方城并没有发现他们。
顾方城叫了辆黄包车，坐上车走了。梅卿见顾方城走远了，才敢探出头来。他不敢跟上前去，怕被顾方城发觉。因为顾方城的反跟踪能力无人能及。如果贸然跟踪这位中共特工之王，那无异于找死，而且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039号，是那辆黄包车车夫的号码。只要盯上这位黄包车夫，肯定会探知顾方城的下落。主意已定，梅卿叫了辆黄包车，和王竹樵一起，远远地跟了过去。他曾想叫上两位稽查处的兄弟跟他俩一起前去，又怕功劳被稽查处的上司抢去，只好冒险与王竹樵单独行动。
039号黄包车来到法租界，在德明饭店门前停住，顾方城拎着行李下了车。梅卿远远地看见顾方城进了德明饭店的大门，遂赶紧吩咐王竹樵就地看守，让黄包车夫立刻拉着自已，调转车头，马不停蹄地朝武汉市警察局的方向飞奔而去。
当梅卿火急火燎地赶到武汉市警察局，蔡梦源却不在局里。行动队队长姚大海问他有何事寻找特派员，他却不肯直说，非得要打电话向特派员亲自汇报。可因为他在警察局里人微言轻，姚大海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只当他是想立功想疯了，骂了他一通，叫两个警员将他赶出了办公室。
梅卿坐在警察局大门口的台阶上，不肯离去。当他看见文仲青局长的车开了过来，便赶紧跑上前去问安。
等轿车停下，梅卿为文局长打开车门，满面春风地微笑着，并不断地点头致意：“局座好！局座辛苦了！”
“这是谁呀？”文仲青下了车，看见一个与自已并不熟悉的陌生人为自已打开车门，不禁疑惑丛生。
“这是中共前武汉市委书记！名叫梅卿，前不久投诚过来的。”司机解释。
“噢！那是大人物啊！你在中共的官职比我高，你为我开车门，本局有点受宠若惊，担待不起呀！”文仲青不无讽刺地揶揄道。
“局座说哪里话！那都是老黄历了。惭愧！惭愧！卑职现在在稽查处当差。”梅卿明知文仲青羞辱于他，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虽然自已曾经无比辉煌，但现在的自已，犹如拔了毛的凤凰，不如土鸡。他只得陪起笑脸，曲意奉迎。
“好啊！弃暗投明，识时务者为俊杰！梅先生是识时务的人，还望你不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要对党国尽职尽忠啊！”文仲青语重心长地嘱咐道。
“不敢！不敢！一定！一定！”梅卿谦卑到极致，奴卑的嘴脸丑态毕现。